从申论考试大纲规定及历年实际问题情况来看，申论考试为应试者提供了一系列反映特定实际问题的文字材料，要求考生仔细阅读这些材料，针对给定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，提出解决此问题的实际方案，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较详细的阐述和论证。这就是说，要求在给定材料的基础上据事论理，是申论文章写作的一大特色。 论证文章中的据事论理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。这是论证文章常用的一种说理方法，通过对事情简洁明了的叙述， 让读者了解所立论事物的面貌和来龙去脉，从而为立论提供依据，并借以阐明道理。论证中的事，涵盖的范围很广，但有其共同要求，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人和事，且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，具有准确性和典型性，能够启发人们思考或引发人们兴趣；论证中的理，应当是从客观事实中、从实践经验中引申和概括出来的道理与结论。就事与理的关系而言，事实是说理的依托、由头或论据，说理则是由事实的现象、感觉到本质及理性的开掘、分析、推理、引申和发挥。因此，要把道理说明白，容易让人接受，必须以具体的事实材料为基础。这种说理方法的好处在于理从事出，虚实结合，使文章增添理论色彩，避免空泛议论或就事论事。实践表明，事实和道理的有机结合，是文章增强说服力的一项基本原则、要求和方法。大凡两者结合得好，就有说服力；若两者结合不好甚至割裂开来，那就势必削弱以致丧失说服力。 以下结合具体实例，谈谈申论文章据事论理的技巧。 一、记事说理，重在开掘 “记”，指记载；“事”，指客观的历史事实，通过人物的经历、事迹的记叙和议论讲明一个道理，这是据事说理最基本的方法。例如，有一篇题为《是什么败坏了收容的名声》的申论文章（“收容遣送”现已改为“救助”），首先特地叙述了给定材料中的一桩典型事件： “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６日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：结婚证、外出务工证和暂住证俱全的湖南少妇苏萍，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，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，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，遭众多暴徒轮*。后来苏萍的丈丈来了，要将其带走，但需交２０００元才能放人，经过讨价还价，并私下塞给有关人员２００元‘红包’，放人的费用才降为５００元。” 在此基础上，作者接着阐明道理： “在这些由‘收容’引起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恶性大案中，我们都看到了钱——利益驱动。其实，国家对收容遣送工作有明确的政策规定，特别是对收容遣送对象有严格的限制性规定……对于收容遣送的经费，国家也有专门规定，应当由各级政府财政负担……然而，由于利益驱动，一些地方在收容遣送工作中，随意扩大收容遣送的对象，结果是不该收容的收容，不该遣送的遣送，对真正需要收容遣送的人员反而视而不见，因为收容遣送这些人员无论对单位还是个人都没有利益可图，白忙活，当然没人干。在收容遣送过程中，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，被收容遣送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，从而使收容遣送变得可怕起来，使原本带有福利和救济性质的收容遣送工作，成了部门、单位和个人‘创收’的工具，甚至成了一些人违法犯罪的避风港。 “通过收容遣送来获得利益，不仅歪曲了国家政策，而且还违反了国家法律。在收容遣送中比较常用的‘强行拖上警车’、‘用绳索捆绑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，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。国家没有规定在收容遣送中可以采取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。个别地方自行制定的在收容遣送中可以采取强制措施的地方法规、规章，违反了《立法法》和《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，因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，只能由法律设定，地方法规、规章没有这个权力。而不限制人身自由，一方面收容遣送的对象来源难以保证，没有对象问谁要钱?芽另一方面，没有了强制措施，谁会主动把钱送上门来?芽因此采取强制措施是收容遣送获取经济利益的必要手段。因此，像巡警竟什么也不说就可以把少妇送进精神病院，我们就不难理解了。一种有着善意初衷的制度安排，由于利益驱动的扭曲，就这样被搞坏了名声。” 作者叙述典型案例，重在开掘出深层次的原因、讲明深层次的道理，有了典型案例作为依托，论证说理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。作者通过叙述“结婚证、外出务工证和暂住证俱全的湖南少妇苏萍”却遭收容，并惨遭不幸的典型案例，看到了深层次的动因：“钱——利益驱动”，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，“搞坏了有着善意初衷的制度安排的名声”（这一制度也不得不废止，这是后话——作者注）。 二、论事析理，重在分析 另有一类叙事说理，写的也是人物及其有关事迹，但写法很不相同，虽然也有事，但以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分析评论为主，这就是论事析理。例如，《为广院打击作弊叫好》的申论文章写道： “虽然现在全国上下打假声响成一片，但考试作弊现象也和其他造假现象一样层出不穷， 而且似乎和偷书不算偷的心理同出一辙，在很多人尤其是作弊者的心里，以作弊的方式在考试中作假，似乎没有制造假烟假酒假化肥那么大的罪过。所以现在只有广东电白县那样的高考作弊现象才会引起社会的公愤，其他情况下的作弊，几乎已经被看作‘正常’现象。在这种社会氛围中，北京广播学院坚持执行严格处罚作弊者的规定，很容易被人看作太过无情或小题大作。 “但是，广播学院的做法毕竟坚持了下来，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执行至今，已经有效实行了多年。而且据校方介绍，不但该制度执行严格，且在事情发生之后前来为学生说情的人也逐年减少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看似严厉而不近情理的校规，已经被广大的学生、家长所接受和认可，并愿意遵守和服从。据了解，在对作弊学生的处罚方面，广播学院的做法在高校中属最严格之列。而这样的严格做法能够在广播学院实行，也就应该能够在其他学校实行；能够在学校实行，也应该尝试在社会其他部门的考试中实行。” 对于广播学院坚持执行严格处罚作弊者的做法（事），作者作了高度的概括叙述，在此基础上，进行有分量的分析论理，“这样的严格做法能够在广播学院实行，也就应该能够在其他学校实行；能够在学校实行，也应该尝试在社会其他部门的考试中实行”一句，就是在论事的基础上，精辟的分析之语。 三、依理述事，重在推理 这一类论述方法和前两类又不同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般论述方法。作者先提出一个论点，再举出事实一一证明，说明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、真实的，并进一步阐明道理。有一篇《让盗名者名誉扫地》的申论文章，先提出了“让盗名者名誉扫地”的论点，再叙述事实： “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××，因涉嫌在自己１９９８年出版的《想像的异邦》一书中，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袭自己１９８７年参与翻译的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《当代人类学》一书内容达１０万字之多，近日已被北京大学撤销其包括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、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在内的所有学术职务。作为中国著名学府的一名原本风华正茂、前途无量的博士生导师，王××涉嫌剽窃并被严肃处理的事件被公开曝光，使他在学术界甚至在社会上都可谓丢尽了脸面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针对一起学术丑闻，相关部门‘从重从快’处理，媒体大大方方点名，不留下半点‘为贤者讳’的余地，这大约还是第一次。” 然后又进一步阐明道理，推出最终的结论： “博士生导师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，无非是为了使自己多出成果，快出成果，以早日名扬学界，功德圆满。但他为了求名而盗名，违反了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，结果非但不能如愿以偿博得美名，反而马失前蹄，身败名裂。 “每个人孜孜以求的东西，一定就是对他意义重大的东西，让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求而不得，或者将他已经获得的东西一举剥夺，都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和最致命的惩罚。*名声吃饭的人，社会一般不便像警察监视在押疑犯那样对他们施以严密的监控，而更多地寄希望于他们洁身自好，严于自律，所谓‘位我上者辽阔星空，道德律令在我心中’（康德）。所以，一旦他们放松了道德自律，做出了有损自身名誉、辜负社会信任的事情，就理应受到比常人更严苛的惩处，以此增加他们道德违规的成本，促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样珍惜自己的职业声望。” 作者所叙之事，理已在其中，作者叙事的目的，不仅在证明论点，还在进一步推理， 上升到新的高度，“为了求名而盗名，违反了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，结果非但不能如愿以偿博得美名，反而马失前蹄，身败名裂”，“一旦他们放松了道德自律，做出了有损自身名誉、辜负社会信任的事情，就理应受到比常人更严苛的惩处，以此增加他们道德违规的成本，促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样珍惜自己的职业声望”，尤其是最后一句，要“促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样珍惜自己的职业声望”，是最终的推理，也最为透彻，最为发人警醒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