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陕西兵营千里有营无兵 看城门雇“临时工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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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权力的人腐败，那些普通的工匠也想方设法地捞便宜。沈葆桢说的“七难”之一，就是“内地工匠专以偷工减料为能”。他说，我不怕说人不好好教，不认真顾问，而担心内地工匠马马虎虎，散漫已成痼疾。

举个例子，在后来成军的北洋舰队，一个修理所的工匠月薪3两白银，但是实际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一般工人。北洋舰队旅顺修理所工人杨贵光自己就与亲人窃语：“时常带些杂铁，售于铁匠钉马掌，也有些许进项。”

真是到处有漏洞。据说，在大清国建立一支舰队所花费的成本，要比日本建立一支舰队的成本高出将近一倍。而这中间很多钱，不是花在国防上，而是让人给塞进自己的腰包了。甚至连大清国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也把手伸到了建设海军的经费里，用400万两海军建设经费，为自己过生日。

经过几十年的思想转变与实践，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，中国终于有了自己近代化的海军与海防。然而，海军与海防建设的实践者们谁也没有想到，他们的心血与成果在不久以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中，竟然那么不堪一击。

甲午海战中日指挥员素质比较

经过艰难的历程，大清国的近代海军舰队终于在1885年正式成军了。然而，这支费尽周折打造起来的舰队，在几年以后的甲午海战中，竟然不堪一击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

中日两国当时的海军舰队如果从质量上来看，应该说是差不多，用现在的一句话，叫做没有“时代差”。

在近代，中国与日本先后走上一条求强求富的道路，其中，中日两国海军舰队的建立代表着两国海军建设的最高成就。从总体来说，在硬实力方面，日本不如中国。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7。6％，中国军队的数量要比日本多几倍，大清国的陆军达100万人。而日本陆军只有7个师，20余万人。大清国的海军与日本舰队的总吨位相差无几。

尽管有的学者认为，在甲午海战中，日本舰队的装备要好于清军，但我认为，从军事角度讲，这样认识过于简单了。比如，就拿作战地域来讲吧，中国军队是在近海作战，依托大陆，有着非常有利的战场环境。而日军是跨海作战，补给线过长，不利于作战。

然而，正是在家门口作战的中国海军却败得那样惨，竟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。我个人认为，中国军队的失败，从根本上讲，在于软实力上。我就从中日两国海军军官素质这一点上，看看中国军队败得是多么的不应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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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素质

日本海军同日本的其他军队一样是“天皇股肱”，按照西方列强模式创建。日本海军将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“忠君”、“勇敢”、“服从”为中心的武士道精神与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国家利益观相结合，形成了海军军官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观念。

清朝海军方面，尽管丁汝昌及大部分管带在海战时拼死抵抗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如邓世昌、林永升等，但从整体上看，他们仅仅是典型的忠君报国的封建型军事指挥官，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，政治思想素质并不高。在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下，学生官进入北洋海军服役的同时，也便进入了官场，“仅有的那点职业热情和进取精神很快便消磨殆尽，并在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的腐败风气中随波逐流，他们逐渐意识到在和平时期，工作表现并不是晋升的决定因素，敬业自然也就成了十分可笑的行为”。

比如，水师中大多为福建人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排斥非闽系军官，甚至连身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认“孤寄于群闽之上，遂为闽党所制，威令不行”。训练“多尚虚文”，流于形式而不考虑实战，各舰管带集体作弊，虚应敷衍，弄虚作假。战败后中下级军官呈文指出：“平日操演炮靶、雷靶，惟船动而靶不动”，并早已量好距离，进行射击，“操演船阵，先期预定阵式，各管带只需默记应操演数，其余可置之”。由此可见，训练废弛已到何种地步，该为而不为，已不单是能力问题，而是严重的思想问题。

更为严重的是纪律败坏，走向腐败，带头违纪的还是众管带。《北洋水师章程》规定：总兵以下各官终年住船，不建衙，不建公馆。然而实际上各管带早已在基地及附近兴建私宅，携妻妾而居，海军军官生活大多奢侈浮华，嫖赌乃常事，刘公岛上赌馆、烟馆、妓院林立达七十多家。1886年，北洋舰队应邀访问日本长崎，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，李鸿章不但不处理，还说“武人好淫，自古而然”。

还有，水师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，不下功夫学习海军知识，还常以外行自居；在海军基地刘公岛上开设店铺敛财，与部下发生龃龉；还自蓄优伶，生活骄奢淫逸。

“济远”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、烟台、福州有五套公馆，在舰队常去之地还金屋藏娇。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，“来远”、“威远”两舰的管带邱宝仁、林颖启竟在岸上嫖妓未归，两舰无人指挥，被日军击沉。许多管带以权谋私，把军事训练、保养船械等款项全部鲸吞，致使船械“应换不换”，“应油不油”。在黄海海战中，“定远”舰第一炮就将自己的舰桥震坍，令丁汝昌跌落甲板负伤。

至于假弹药现象，更是普遍问题。甚至在1891年到日本访问时，大炮也没擦干净，并晾有衣物，被时任日本海军横滨镇守府司令的东乡平八郎发现，认为清军纪律败坏不足惧。“只敢露刃向己，不敢露刃向敌。北洋军风、军纪败坏如此，不由不亡”。北洋水师战役战术指挥阶层思想素质之差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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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事素质

单就军事来说，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，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没的同时，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。整场战役中，日本联合舰队战役指挥得当，作战思想先进，战术灵活。日本联合舰队运用本队与游击队协同作战，并采用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的建议，在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运用便于机动、便于发挥自己速射炮火力的单纵队战术，在战斗中灵活地展开包围，牢牢地用第一游击队和本队夹击北洋水师，并适时撤退，击沉北洋水师舰船5艘，伤7艘。

黄海海战重创北洋水师后，日本联合舰队仍视北洋水师残部为心腹大患，迅速重组编队，组织人员侦察掌握北洋水师动向，积极主动，采取鱼雷攻击、夜袭等多种手段攻击北洋水师，直至在登陆部队配合下彻底将其歼灭。

相比而言，北洋水师指挥层的表现则逊色得多，其战术思想落后，战斗队形呆板，缺乏协同意识。在发现日本舰队来袭时，丁汝昌下令改为双横队应敌，但却变成了“人”字型阵形，原因是各管带“勇怯不一，勇者过勇，不待号令而争先，怯者过怯，不守号令而退后”，更有甚者，旗舰管带刘步蟾擅自下令开炮，提前发起攻击，致使队形来不及调整而大乱。

各舰在海战中也是各自为战，互不相救。刘步蟾在距敌5300米时即发炮射击，其余各舰跟着开炮，“炮弹尽落于海，无一命中”。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海军舰艇开炮的起码战术要求——首发命中。

还有，舰队指挥阶层普遍缺乏战役指挥意识，各自为战。一开战，丁汝昌负伤，不久旗舰“定远”舰信号装置被击毁，失去了指挥能力，而在以后5个小时的海战中，竟无一管带挺身而出，接替指挥，一直在无人指挥的混乱状态下混战。

通过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表现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外行出身的丁汝昌指挥固然不力，但作为接受过正规海军军事训练的众管带竟也错误不断。北洋行营翼长盛宣怀战后撰文指出，北洋水师连连败北，“实智略之不胜也”。西方史学家拉尔夫尔·鲍威尔认为：“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，显示出可悲的无知。把人送到这些为当权者提拔起来的、老而无用的指挥官手下作战，是一种犯罪行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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