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川流浪儿露宿街头、进拘留所，26岁到非洲打工开店，最高月入10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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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/兵心网

杨坤/口述

@自由撰稿人壹拾柒/撰文

我叫杨坤（@非洲卖五金建材），四川遂宁人，和歌手杨坤同名却不同命——他是音乐才子，我是被生活捶打的浪子，人生道路截然不同。

我12岁半就初中辍学离家出走，独自去成都流浪，后来又辗转到河南、上海。我不爱打工，试过很多工作都干不长久，落魄的时候捡过废品、当过打手、偷过自行车，还被行政拘留过。

后来我改邪归正，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英语，26岁那年孤身一人来到非洲闯荡。如今我31岁，在莫桑比克开了两家五金建材店，每个月销售额在人民币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，算是有了一份还不错的事业。


我在非洲的打扮，由于天气炎热，工作时一般都戴草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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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自己都觉得意外，因为曾经的我是社会最底层，总觉得人生不幸、活着好难，跟现在比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
我1989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山村，在家排行老三，前面有两个姐姐。按理说，我是父母盼来的幺儿，应该会在他们的偏爱中长大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

父母是经人介绍结婚的，关系不太和睦，可能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动不动就吵架，还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动手打我，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。

那时候的我很自卑，家里穷，我每次开学都交不出学费，总要被老师在班上点名，“杨坤，你什么时候交学费？能不能叫你爸妈把学费钱交了再来上学？”几乎每学期都是如此，搞得我在班里根本抬不起头。直到7岁那年父母去了上海打工，交学费这件事才不再让我难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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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是我们村第一批走出农村的人，听说他们在上海做苦力收入比种地高很多。我以为我和姐姐的生活会就此变好，但是并没有。

我们成了留守儿童，只能借住在姨妈家，今年大姨家，明年二姨家，轮换着来。父母会把生活费和学费给姨妈，过年时他们俩只回来一个，每次待个十天八天，给我们买套新衣服，再给10元压岁钱。姨妈们平时不会给零花钱，

那时，年少无知的我会因为看到舅舅家有两三块钱就伸手去拿，偷偷去买零食吃。被大人发现后，我成了他们眼中的坏小孩，成了“小偷”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父母在上海又生了一个男孩，后来带着弟弟回了老家。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，时不时就因为一些小事打我。因为挨打哭得太多，我到现在说话声音都是有点嘶哑的。那时候每次家里少了钱或东西，我妈都认为是我偷的，其实我五六年级就意识到了偷钱不对，从那之后再没有偷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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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们老家，小学五年级以前都是在村里读书，六年级就要到镇上去读书。我当时成绩还不错，想要考到隔壁镇上一所挺好的学校读书，但我妈没有同意，也没有给我拿钱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觉得读书没有意义，心思不再放在学习上。

2002年，我12岁半，偷偷从初中溜走，独自一人搭班车转火车去了成都，我想去找我大姐，她初中毕业后去了成都一家服装厂打工。我们村里很多在服装厂上班的人都住在五块石车站附近，但我到了那里就是找不着大姐和村里人。

父母和姨妈发现我跑了，费了很大劲都没找到我，他们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去成都，后来还是一位热心阿姨帮忙联系上我家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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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成都，我一共流浪过两次，第一次是12岁半独自去找大姐但没找到，只能靠捡矿泉水瓶卖为生，即便经常饿肚子也没想过去偷；第二次是在2004年，我到成都服装厂打工，老板克扣工资我就不干了，在街头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未成年人。

我们会因为别人请吃个饭或者给个百十来块钱，就去当打手吓唬人、收保护费，还去敲诈过开老虎机的店，他们敢报警我们就砸店。那时候真是天不怕、地不怕。

这样混了两年，听说有砖厂招工，我就跟着中介去了河南周口的吴台镇。我每天铲泥巴、开机器，从早上天没亮一直干到晚上太阳落山，一天差不多要干十四个小时，每个月挣五六百块钱。

后来我爸妈又回到上海打工，我也辗转去了上海，刚开始帮人安监控、装网线，一天20块钱，还做过服务员、洗车员，但都做不长。一是工资低，二是工作时间长，干得太累。我又不想工作了，开始在上海流浪。

白天，我喜欢蹭地铁瞎逛，上海所有地铁能到的地方我都去过，晚上就睡大街上或者睡网吧。实在找不到吃的了，我就和一些流浪人员商量去偷东西，比如在大型超市里偷东西吃，吃饱了就溜；或者去偷路边水果摊的水果，偷没有上锁的自行车，转卖给废品店25元一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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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，我和哥们来到一家大型商场计划偷自行车，看到上了锁我们就打算离开了。这种商场经常遭小偷，保安又很多，见我们鬼鬼祟祟就把我们抓住，认定我们是惯犯，说商场里丢的自行车都是我们偷的，直接把我们扭送到公安局，结果被送去拘留所关了5天。

出来之后，我继续在街头流浪，直到2011年，我迎来了人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。当时看到一家服装厂因为烫工师傅要回老家，想急招一位烫工，我之前在成都服装厂做过三个月烫工，所以很幸运地应聘上了。那时候上海最低工资也只有一千多，而我每个月可以领到3000元工资。

做烫工不到一年，办公室有个女员工怀孕辞职了。经理主动找我说：“杨坤，你这么年轻，和我女儿差不多大，不应该天天熨烫衣服，要不到办公室学习一下用电脑打服装吊牌或者收发快递。”我当时很意外，我连初中都没毕业，真的可以做这个吗？

以前我总觉得自己这辈子要不就在街上流浪，要不就在工厂里打螺丝，从没想过可以坐在办公室，经理还是坚持让我去试试。刚开始我经常出错，哪里做错了我就都记下来，慢慢纠正自己。

熟能生巧之后，我工作做得越来越好，人也有了野心。我很想改变自己，想有个一技之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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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服装厂离华东理工大学非常近，我经常路过继续教育学院，就花1000多元报名了他们的电脑初级培训班。

服装厂的对口专业只有英语和服装制版，我想学英语可以天天呆在办公室，而服装制版在车间里，需要天天加班，那肯定是学英语好，就又报名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培训班。



绿色卡片是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培训班的学生证。

因为离学校近，我每天都按时来上课，老师觉得我很勤奋，让我当班长。尽管当班长仅仅是每天早上点个名，但我很珍惜这份荣誉，因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当过班长，一直都是被管理。

老师看我很努力，鼓励我报考复旦的成人大学。那个考试的难度比正常高考低，我很顺利地考上了，于是白天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英语，晚上在复旦大学读国际经济与贸易，从工人变成了学生。

因为英语基础太差，我先从音标开始学起，之后是大学英语一二册，新概念一二三四册，然后是商务英语初级、商务英语中级。中途因为交不起学费，我只能把复旦大学的课放弃了，白天学英语，晚上去做收银。

亲戚们听说后都不看好我，包括我的父母。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跑去大学学英语？他们根本不相信，甚至一度以为我去做传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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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开始我的英语成绩一直在班上排倒数，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个印度人问路，我就试着用英文跟他交谈，还把他送去住的五星级酒店。到了之后他请我喝了杯一百多块钱的咖啡。坐在咖啡厅，我显得非常拘束，因为从来没想过我这种人还能踏入五星级酒店，体验过有钱人的生活。

第二天上课，我把这段经历讲给了全班同学听，他们都为我鼓掌，包括老师。就这样，我有了自信，慢慢打开英语的大门，词汇量从2000涨到5000，现在的英语水平已经能达到商务英语初级。

当时学英语的教室，那里学习氛围很好，课间休息老师会和同学互动。

有了讲英语的本领，我开始考虑换份收入更高的工作。2017年4月，我找到一份在尼日利亚砂石厂当翻译的工作，年薪十万，包机票。和老板谈好后，我回到老家办了护照和健康证，独自一人坐飞机到了尼日利亚拉各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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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去非洲之前，我觉得非洲很神秘，只听说那里比较穷、脏，有艾滋病。但从尼日利亚机场出来后，我非常震惊，那里看上去很发达，感觉跟中国的城市相比只是在卫生方面差一些。

当时最大的印象是一路上能看到不少拿着枪的人。我既兴奋好奇，又有一点点害怕，后来才知道非洲很多国家都可以合法持枪。

我工作的砂石厂在尼日利亚一个小山村，到了之后发现那里很偏僻，手机根本没有信号，村里也没有通电，只能靠发电机发电，条件比我想象的要差得多。


砂石厂持枪守卫的保安。

我的英语水平虽然能够正常交流，但非洲货币动不动就是几十万，我经常换算不过来，无法翻译。老板没多久就说不要我了，直接给我买了返程机票。

我当时就傻了，好不容易学会英语来到非洲，现在又让回国，我已经快26岁了还一无所有，难道就这么回去吗？我想，10万块钱一年挣不到，挣个5万也行啊，觉得还是找份工作留下来比较好。

很幸运，我在一位重庆老乡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民营钢厂的翻译工作。我被安排到车间当翻译，底薪每月1万人民币，加上车间补助2000元、还有生产绩效和夜班补助。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个月领了19600元工资。

我告诉自己，英语没有白学，原来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，我开心得几天没有睡好觉，那种感觉就像一把抓住了救命的稻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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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我以为自己会在这个车间一直干下去，等攒够了钱就回老家买房买车娶媳妇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突然一天，公司派我去旗下的拆船厂顶班两个月，后来又让转岗去各地购买轮船。那段时间我天天住星级酒店，吃住奢华，但压力也大，毕竟每笔订单价值都是上百万。我和同事买了很多船，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利益，有时一单就能挣几十万。

后来，我和经理意见不和，考虑到已经在尼日利亚11个月了，我能看懂电视、报纸，也能与人无障碍地用英文交流，就干脆利落地辞职离开了。

在拆船厂上班时，我参与购买了各种各样的船，见识到了做生意的魅力。

因为会英语，我很快又应聘上了上海的一家外贸公司，他们主要在非洲做彩钢瓦生意，给我的底薪是一万五人民币，还有分红和提成。我到公司后需要跑业务，去过赞比亚、莫桑比克、津巴布韦，但我没想到这家公司后来经常供不上货，所以我就个人去倒卖，从当地中国人那里进货再转手，有时候一天就能卖一万人民币的货，刨去成本能挣不少钱。

我在津巴布韦看到的巨额纸币，中间这张有200亿，现在已经成废纸了。

由于我是用商务签到的赞比亚，只能在当地呆三个月，就找了一个当地人帮我办理工作签。谁知道那个人是骗子，收了钱不办事，每次问都说在办理当中，证就是迟迟办不下来。

我一直等到签证到期也没办理下来，最后竟然因为成了黑户被抓进警局，丢进小黑屋关了3天，又把我转送到监狱，我赶紧托人找关系，给了很多钱才被放出来。

我胆子比较大，监狱事件之后，仍然敢一个人坐非洲大巴。

回到莫桑比克，我租了一家位置比较好的店铺开始自己做五金建材生意，结果没想到第一次创业就经历了中国同胞的背叛。

我因为同时在别的公司上班，时常不在莫桑比克，为了方便就把公司过户给了一位中国朋友代为打理，我每月的工资全都投入到了这家店铺里，却没想到给别人做了嫁衣。

2019年6月，当我返回莫桑比克的时候，我明显感觉到店里的气氛非常尴尬，我自己的公司实质上已经成了别人的公司。经过大使馆的协调，我们分了家，我大概只拿到40%的货物。当时感觉一夜回到解放前，几乎天天晚上失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