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心网战友刘苏：我在新疆当兵的日子（之一）

战友之家

我1969年20岁时当兵到新疆，1980年回到青岛，在新疆呆了整整11年。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莫过于20到30岁这一段，年轻力壮，风华正茂。我一生中最好的这一段就留在了新疆，留在那广渺无际，苍茫而神秘，魅力无穷的边陲大地上。在新疆的时候，总是殷殷地怀恋青岛，坐在戈壁滩上，望着无垠的戈壁，常常眼前会变成一片海洋，回眸身后，却没有红瓦绿树，心中不禁升起一丝悲凉。可是当我回到青岛以后，每天上班下班，穿行于楼宇之间，淹没在喧嚣的市井里，却又无限的想念起新疆来。广袤的戈壁沙漠，雄浑的巍巍天山，美丽富饶的绿洲草原，香甜可口的瓜果葡萄，好客善舞的维吾尔百姓，还有那生死与共、情同手足的战友和既苦又甜，火热而生动的军营生活。时空时常在脑海里倒流，遥远的新疆，让我梦牵魂绕，思思不断。



为了消弭思恋之苦，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我利用公出的机会，隔几年就回去一次，但由于是公出，停留的时间都不长，也只在乌鲁木齐周边转了转。2007年，经过几个月的准备，我和老伴于8月下旬踏上去新疆的旅途，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自助游。我们上高山下戈壁，走草原踏沙漠，游故城逛巴扎（维语：集市），南疆北疆跑了个遍。奇异的景色和异国式的风情，常常使老伴惊叹不已，香甜的瓜果和美味的民族食物又常常把她撑得肚儿圆。老伴沉浸在游历今日之新疆的兴奋和激动中，而我的脑海里却会不时地显现出几十年前的影像。两相对照，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变化还不是很明显，这一次去看，除了那山，那戈壁沙漠，其余的都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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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新疆的路
古时丝绸之路穿越新疆，张骞出使西域，唐僧西天取经，都途径新疆，靠步行和骑马骑骆驼，走的是人和牲畜踏出来的路。在渺无人烟的沙漠戈壁，连这样的路也不会有，只能是朝着既定的那个方向，走啊走。大陆性的气候，冬日奇寒，酷暑难当，刮起风来，飞沙走石，遮天蔽日。遇到几百上千里没有人烟水源，就要忍饥挨渴。在那样一种自然环境和条件下旅行，其艰辛是非亲临其境的人所能体会得 到的。
我在新疆当兵的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新疆的路已是古时不能比，当然比解放前也要好多了。那时从内地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已经通火车，从乌鲁木齐到各地州首府城市，从地州首府城市到各县城，都有了沙石土公路，但是那时的铁路和公路交通跟今天比，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这次我和老伴去新疆旅游，看到新疆的火车和高速公路已经直通伊犁、喀什等地州首府城市，高等级公路也通到了县城，甚至到许多乡镇都有了柏油马路。道路宽阔而平整，行车非常舒服。当我坐在行驶在南疆大地的火车软卧里和丰田越野车上时，不禁就会想起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在新疆出行的艰辛和磨难。
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，新疆已有的公路虽然也有道班工人养护，但养护手段极其落后，同时由于只讲革命，不抓生产，所以道班工人对道路的养护也没有什么质量和效率可讲，只能基本保证通行。南北疆绵延几千公里的沙石土路，由于常年缺乏养护，几乎全是搓板路，路面上横着一道道１0公分左右高，间隔２、３0 公分的棱子，汽车行驶在搓板路上，走的慢了，颠簸的幅度大，人在汽车上一耸一落，时间长了，就会头昏脑胀。可要是汽车走快了，由于速度的关系，轮子会从一个棱子跃到另一个棱子上，虽然颠簸的幅度小了，颠簸的频率却加快了，人在汽车上，就像坐在振荡机上。在新疆出门，动辄几百上千公里，那时大卡车一般行驶速度每小时只有４0 公里左右，小汽车也就５、６0公里，长途行车一坐就是几天，实在是非常受罪的。沙石土路上跑车，车尾会飞扬起一股尘土，南疆干旱少雨，扬起的尘烟尤其浓烈，在车尾形成一条巨龙，直向云天，就像古人说的“大漠孤烟直”。在靠近绿洲的地方，由于地下水位高，每年春季公路会翻浆，路面坑洼泥泞，汽车经常会被陷到泥坑里，汽车行驶在翻浆路上，人就像坐在一条遇到风浪的小船上，摇得东倒西歪。
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，那时的公交长途车极少，有时干脆就没有，像我们这样的小干部和战士以及地方老百姓，外出大部分就是搭便车。搭便车能坐驾驶室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，可以不受尘土之害。在卡车车厢里坐，尤其是挤到车尾坐，到了目的地，就成了一个土人，脸上只看见鼻孔和眨动的眼睛，其余的都被尘土覆盖了。春秋季节乘车倒还比较惬意，冬夏乘车就更受罪了。南疆属典型的内陆性气候，冬日昼夜奇寒，夏日白昼酷热，冬天如果坐在卡车后厢里，那个冻哇，管什么皮帽子，皮大衣，毛皮鞋，都会冻得透透的，只能死命咬牙硬撑着。夏日白天要是坐在驾驶室里，那就是坐在火炉里，驾驶室的铁壳被骄阳烤得烫手，根本不敢碰，人被蒸烤得像熟了的茄子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疆公路

过去山间公路


现在新疆的公路

我所在部队是王震将军带进疆的老部队。解放后进疆几十万大军整编，只留下我们这一个野战师—陆军第四师，其余绝大部分都改为生产建设兵团了。我是政治部宣传科的摄影干事，部队驻地分散在几百公里的地方，经常出差，对路上的感受特别深。我们部队大部分干部战士都是内地人，远离家乡，都很想探家，可又怕探家，说起路上的艰辛，都摇头唏嘘。我所在的师部驻在南疆库车县，库车到乌鲁木齐乘车要走３天。到了晚间，一般住在兵站。那时的兵站条件极差，就是一个吃住的地方。吃的菜油水极少，基本不见肉腥。吃倒罢了，吃饱为原则，要命的是住。汽车兵们都自带被褥，我们这些乘车人只能用兵站的被褥。我第一次住兵站，晚上掀开被子，被子的两头已经油黑泛亮，只见被子上一个个吃的肥溜溜的虱子在那趴着，看得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。打那以后，我住兵站，基本不盖被子，春秋冬季上路都自带皮大衣，冬季就穿着皮大衣围着火炉靠一夜。有一次碰到一个连长同行，晚上看我不敢盖被子，笑说教我一个办法，说罢他脱得光溜溜的钻进被窝，然后他又掀开被子站起来，两手在腋毛和阴毛处扑拉数下，两手一摊，说：“把虱子扑拉掉不就行了？”可我无论怎样也无法苟同这位好心连长的办法，只能裹着皮大衣看他香甜地酣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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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我在库尔勒兵站遇到一批从阿里高原上复原回家的老兵，他们个个的脸皮都泛出黑紫色的光亮。其中一个陕西老兵，用浓重的陕西话对着我喊道：“厄日他妈，总算活着哈来了”。我问：“从哪里下来？”“阿里”，他答道。“当了几年兵？”“三年，在边防哨所，５、６千米高，当新兵上去，复员了才哈来。”也许是在山上憋得时间长了，遇到我这样的生人，看我愿意答茬，就止不住地啦了起来。

他说，他所在的哨所只有一个排，几十号人，营房建在百八十平方的平地上，出了这块平地，就是陡坡，再也找不到一块平坦的地方。那里常年积雪，四季都要穿着棉衣。在哨所当兵三年，除了见过来视察的领导和送给养的兵，没见过一个生人，也没见过绿树花草。说到这里，他深深地哀叹了一声：“唉…！还是山下好哇，有树，有草，还有女人。”
“你们路上走了多少天了？”我问。“从狮泉河阿里分区出来已经十来天了，再有两天到大河沿上火车，这罪就遭到头了。”他说，从狮泉河到他们哨所，乘车还要走三天，车到山脚下就没路了，需要步行两天，才能到哨所。我算了一下，他在路上已经走了２0天左右了。

“山上生活咋样？”我问。他说，吃得饱，但是吃不好。东西都是好东西，白面，罐头，牛羊肉，常年吃这些，把胃都吃倒了。山上缺氧，饭做不熟，面条下到 锅里就煮成一锅粥，馒头蒸得发不起来，拿到手里，捏成啥样是啥样，吃到嘴里还粘牙。山上每年大雪封山９个月，完全与外界隔绝，只有３个月可以上下山，这期间山下的给养和信件报纸才能送上来。每年往山上送给养，都是汽车运到山下，然后把给养物资驮在牛羊身上，往山上赶，等到了哨所，卸下物资，就把牛羊杀了，储存起来。牛羊驮着面粉，一部分脱落的牛羊毛便刺入到面粉袋里，蒸出的馒头，咬一口，就像拔丝一样，拉出来一根根的牛羊毛。

“在山上最怕得感冒，得了感冒会死人的。”我不解：“为什么？”他接着说：“得了感冒会转成肺水肿，喘不动气，最后就憋死了。我在山上３年，死了好几个，得了感冒，大雪封山，送不下来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了。”望着他那年轻的，还有几分稚气，被高山紫外线晒灼得黑红的脸膛，我理解了他一进门时冲着我高喊的那句话：“总算活着哈来了。”
“要回家了，高兴吗？”我问。“当然高兴”，说着他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新军装，“在山上舍不得穿，下山了才换上，厄要精精神神地回去，娶个媳妇过日子。”
那个时候当兵的，尤其是在西部边疆当兵的，对内地，对家乡，都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和想往。每当探家，都非常激动，换上崭新的军装，大包小包的边疆特产，兴冲冲地踏上回乡之路。于是有人编了个顺口溜：走时像个公子（指穿着），路上像个驴子（背行李），回部队时眼就直了，成了傻子（积蓄都花光了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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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是１９７６年的１月底，正值寒冬腊月，我探家回去过春节。离家７年了，第一次赶上回家过春节，我带了４大提包东西，两手提两个，肩上前后各搭一个，足有百十来斤。防化连的排长薛彦是北京兵，要回家结婚，也是大包小包好几个。我俩搭伴同行，通过侦查连的维族兵，联系了一辆地方的邮政车，准备搭便车到乌鲁木齐换乘火车。

出发的那天，早晨６点我俩就赶到停车场，说好６点半发车，一直等到１0点，那个维族司机才姗姗来迟。他３0来岁，胡茬很浓，一脸的疲惫，他开的那辆邮政车是解放１３0敞篷卡车，车上并没有拉邮件，却拉了一车圆木。我和薛彦把行李放到圆木上捆好，钻进驾驶室，我俩暗自庆幸，这个维族司机没有再拉别人，我们可以坐在驾驶室里舒舒服服地到乌鲁木齐啦。
汽车驶出库车，沿着戈壁滩上笔直的公路，向远处的天边驶去。维族司机车开得很猛，时速到了６0 公里，毫不顾忌路上的搓板和坑洼，把我和薛彦颠得够呛，头顶不时猛地撞向顶棚，好在我们带着皮帽子，要不然真得受点皮肉之苦。我看维族司机开得挺快，递上一支好烟，问道：“你开这么快，明天能到乌鲁木齐吧？”他歪头看了我一眼，用变调的汉语说：“今天！开夜车赶回去。”薛彦一脸的惊诧，７、８00百公里的路程，按常规要跑３天的。我心里倒是挺高兴，少受两天罪。岂知我是高兴早了，正是由于维族司机疯狂地开车，让我们后来遭了更大的罪。
大约下午３点多，汽车驶到一个叫野云沟的地方，这里离库尔勒还有一段路程，路旁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。司机把车开进村子，停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对我们说：“休息一下，下车。”这时屋子里出来一男一女两个维族人，４、５0岁的样子，迎上下车的司机，互相握了握手，说笑起来，看来他们认识。我和薛彦到房后的野地里解完手，回到院子里，只见司机打开车前盖，正在卸水箱。“怎么了？”“漏水。”司机的汉话说得不好，一路上我们的对话都非常简洁。“还能走吗？”“修好就走。”司机卸下水箱，鼓捣了一番，重又装上，这时已经４点多了。冬季天黑得早，下午４点多，天色就开始发暗了。我们等在车旁，准备上车，司机和两个维族人嘀咕了几句，我俩听不懂，接着司机对我们手一挥，“吃饭。”
进到屋里，房间很大很暗，没有窗户，只有门口和屋顶的一个小天窗透进些许光线，房间的一侧是一溜足有１0米长的土炕，土炕上铺着席子。等了一会儿，那位维族妇女先给我 俩一人一大碗揪面片，我们靠在炕边吃完。司机坐在里边的炕上，面前放着一张小方桌，维族两口子陆续端上来几盘肉菜，还有几瓶白酒，这时又来了两个维族人，他们围坐在一起，吃喝起来。
天渐渐黑了下来，我和薛彦背靠背坐在靠近门口的炕上，打起了瞌睡。冷不丁惊醒，看了看表，啊？８点多了。里边饭桌上点着油灯，也许是酒喝得尽兴，他们说话的声音已经有了酒意，说笑中不时带出一声怪调。我和薛彦对视了一下，薛彦下炕走过去，问：“师傅，什么时候走？”“明天早晨４点。”得！要在这儿过夜了，我和薛彦裹着各自的皮大衣躺下，睡着了。半夜，薛彦推我，懵懂中看到那帮人还在喝。薛彦指了指手表，“快１点了。”我无奈地摇摇头，重又躺下，却睡不着了。直到２点半，那帮人才撤了席。我心想，恐怕４点走不了，就又眯糊着了。
眯了没一会儿，听到有人喊：“起来，走了。”睁眼一看，是司机，又看看表，刚好３点５0。我和薛彦面面相觑，喝了大半夜酒，他还能开车吗？只听他又说：“今天，到乌鲁木齐。”这人真是个魔鬼司机！
来到院里，车前已有几个维族人，我以为是送司机的，谁知司机指着车厢对我俩说：“你们两个，上去一个。”又指着一个３0岁左右的维族妇女说：“她有病，去乌鲁木齐看病。”我俩傻眼了，正值寒冬腊月，夜里的气温零下２、３0度，坐在敞篷车厢里是会冻死人的。可能是司机看出我俩的畏难心理，他又指着我们说：“１、２个小时，你们两个换一下。”
开始时薛彦上了车厢，我们的皮大衣一件铺在身下，一件盖在身上。腊月的凌晨是最寒冷的时刻，我坐在驾驶室里都感到一阵阵的寒意。没过一小时，薛彦就在车厢上敲击驾驶室顶棚，司机停车打开车门，只听薛彦喊道：“太冷了，能不能换一下？”我跳下车，扶着瑟瑟发抖的薛彦进了驾驶室，然后爬上车厢。
车厢里的圆木直径不是很粗，大都２、３0公分，装得高出车厢２0多公分，躺在圆木上，身下垫着皮大衣，倒还不觉得很咯。我蜷缩着身体，用身上的皮大衣蒙住头，打算再眯一会儿。车子在加速，速度带起来的风，使寒冷来得更加凛冽，而且时不时地掀起盖在身上的大衣，大约不到２0分钟，身上的衣服几乎就冻透了。维族司机的车依然开得很冲，车厢里的颠簸比驾驶室里要强烈的多，我躺的位置高出车厢，身体随着颠簸不时地发生位移，如果不及时调整，就有被甩出车厢的可能。我不敢再躺了，把盖在身上的大衣穿上，侧身趴卧在原木上，那个姿势，就像即将发起冲锋前趴卧在阵地上一样。精神上的紧张，反而抵御一些寒冷，我坚持了一个小时多一点，终于缴械投降，又把薛彦换上车厢。天亮以后，随着太阳越升越高，不像夜里那么冷了，我们交换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长，一般２个小时左右换一次。
汽车驶过库尔勒，又过了库米什，下午５点多，天色已经擦黑，车子行驶在天山里一个叫干沟的地方，离乌鲁木齐还有２00多公里。这时，我正在车厢上，因为山区路弯多，司机放慢了速度，颠得轻了，我蒙着大衣仰卧着。突然车停了，只听薛彦大叫，：“刘苏刘苏，快下来！”我赶紧跳下车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薛彦指了指后车轱辘，司机正蹲在那儿往车底下望，我凑过去一看，不禁直冒冷汗。
汽车后轴断了，左后侧的两个轮胎连着半截后轴，已经滑出轴筒，车厢后部向左侧倾斜。公路的左侧就是一个陡崖，虽然不高，只有２、３米，可要是汽车滑过去反扣过来，我的小命恐怕也就报销了，真险哪！
司机紧皱着眉头，也是一脸的惶惑，对我们小声说：“走不了了，东西拿下来，挡车走。”语气和表情都没有了先前的自信和威严。
天色完全黑了下来，我们一行４人，站在路边等候驶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过路车。干沟位于天山边缘地带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百十公里内不见人烟。这里没有险峻的山峰，尽是些比高几十上百米的戈壁丘陵，汽车就在丘陵间的沟壑里逶迤蛇行。后方小山包上方不时有汽车大灯映射出的光亮，及至它转弯行驶过来，我们便满怀希望地挥手示意停车，却没有一辆停下来。干沟的海拔要比南疆盆地高得多，夜间也更加寒冷，是那种干冷，它不含阴气，却非常硬，刺穿了我们的皮衣棉衣，扎入到肌肤里。
过往的车辆越来越少，直到晚上１0点多钟，一辆邮政车停下了，司机是个４、５0岁的小个汉族人，和维族司机同属一个单位，可能他们之间也不熟，汉族司机看了看我们坐的车，摇摇头，挥挥手，示意我们上车，驾驶室里已经坐满，维族司机和我们一起爬上了车厢。
车厢里装了半车白菜，用一个又脏又破的棉被盖着，我们4人互相挨挤着，坐在棉被上。在路上等车的时候，还可以活动活动手脚，不致冻僵，挤在行驶的车上，无法动摊，汽车带起来的凛冽寒风，像无数把尖刀，扎进肌肤，一会儿就扎到骨头了。这时身体已经不再发抖，脸皮冻得紧绷着，上下牙关死死地咬在一起，嘴巴仿佛不是自己的，想张也张不开，胳膊腿和手脚也已经僵硬，骨头开始一阵阵的疼痛，这种疼痛从来没有感受过，它不似破皮流血，也不像伤筋动骨般巨疼，而是一种隐隐的钝疼，疼得人心里发慌。那时脑子里的思想似乎停滞了，就是憋着劲咬着牙硬挺。
凌晨3点多，汽车停在乌鲁木齐西山的一个车场，这里是乌市的西郊，离我们要去的市区北门还有将近20公里。我俩试图求那个汉族司机送我们进市区，可他说白天还要出车，扭头就走了。我们两个饥肠辘辘，冻得筋疲力尽的大兵，头戴皮帽子，身穿皮大衣，脚蹬毛皮鞋，各自肩背手提着百八十斤的行李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市区走去。我们走一程歇一会儿，足足走了5个小时，进了北门军区第二招待所的大门，我俩精疲力竭地瘫倒在楼前的台阶上，久久爬不起来。
多少年过去了，1977年那一天两夜从库车到乌鲁木齐的经历，刻骨铭心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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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，我偕老伴重又踏上通往库车的路，不过这次走的是一条新路，说起来也不算新路，这条路叫“独库公路”（独山子——库车），是在我离开新疆后的1984年修通的。
我和老伴租了辆小车，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沿着宽阔的柏油路，经独山子，拐向南进入莽莽的天山。翻过一道大坂，汽车驶入乔尔玛草原，这里风景如画，雪山，森林，草原，成群的牛羊，清澈的雪水河，空气清新得令人陶醉。在乔尔玛小镇旁的路边，矗立着一块纪念碑，上面竣刻着18个猩红的大字：“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”。
我曾在网上搜到一篇关于这条公路的文章：
横空出世的天山，群峰钻天，白雪盖顶。把新疆隔为南北两疆。千百年来，由于大山阻道，从南疆到北疆，人们只能绕着天山走上七、八天的时间。天山的阻隔严重制约了新疆的发展和国防稳固，1974年4月，党中央出于战略考虑，决定在天山南北拉通一条直线。遵照毛主席“要搞活天山”的指示，武警交通二总队近万名官兵,开进 天山修建这条国防公路。经过10年的苦战，1984年8月，天山公路全线通车，南疆到北疆由以往绕行3000华里缩短到562公里，一天就可到达。而二总队先后有178名官兵因雪崩、塌方、泥石流牺牲了年轻的生命，用自己的身躯化作了路的基石，托起了这条生命之路。天山公路，是一条飘在天山的彩练！是一段凝在天山的传说！全长562公里的天山公路，平均每3公里就留下一个官兵的忠魂。（摘录）
站在石碑前，想起这篇文章，我感到困惑，这里漏掉了一段重要的历史。事实是，独库公路早在1970年就开始修建了，我所在部队的两个团，承担了最初4年的修建任务！我曾在1970年和1972年两上筑 路工地，一次是采访，一次是陪师政委视察。当年我们的部队在山上艰苦施工的情景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
1970年2、3月间，率先进山施工的部队，是我师12团。这是一支从井冈山上走下来的，具有光荣战斗历史的红军团队，1969年之前驻守伊犁新源县，后调防南疆新河县，还没有盖好自己的营房，就接受了修筑独库公路的任务，开进了天山深处。
1970年6月，正在小木孜力克大坂南北两侧施工的12团遭受了几天几夜暴雨暴雪的袭击，山南暴雨冲毁了初通的道路，山北则被1、5米的积雪覆盖，在北侧施工的12团2营被积雪围困，孤立无援。12团指战员与雨雪灾害展开了殊死的搏斗，终于挺过了灾害的袭击，顽强地坚守在筑路工地，灾后立即投入到新的施工战斗中。为了报道12团抗灾的事迹，灾后1个月，政治部领导指派霍炳高付科长带着杨大勇干事和我，前往12团采访。
在听取了团政治处领导的情况介绍后，我们决定先去施工任务最艰巨，受灾也最严重的2营。团里派了宣传股的薛自力干事陪同我们，并有一名战士牵了一匹骡子驮背包。
2营是在整个施工工地向北延伸的最前沿，到2营去，要徒步翻越小木孜里克主峰下一道海拔3、4000米的山脊，我们沿着山脊的南坡，向上攀登，途中经过一个叫“小涝坝”和“大涝坝”的地方，“大涝坝”在上，方圆6、7百米，“小涝坝”在下，方圆不到一百米，高低差20米左右，一廉瀑布将两个涝坝连在一起，涝坝旁是松林和草场，坝中水如明镜，将蓝天白云，雪山松林倒映在水中，我们被这美景惊呆了，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开发成新疆著名的旅游风景区。
山南侧由于地势陡峭，公路设计是螺旋形攀缘而上，施工部队按照连的建制，由下而上分段层层铺开，有的地方路基已经成型，有的地方则正在开掘。工地上战士们都在紧张地施工，手中的工具仅仅就是十字镐和圆锹，实施爆破打眼的战士用的是钢钎和铁锤，运送土石方的工具只有小推车和排车。如此浩大的工程，用的竟是如此简陋的工具！“没有机械？”霍付科长问。薛干事答道：“我们是步兵团，哪来的机械？就靠人工干。”
在离山顶7、800米的地方，草地消失了，5、60度的坡上尽是风化碎石，每向上踏出一步，脚下的碎石就向下滑落，踏一步退半步，使攀登更加吃力，这时海拔已有3000多米，我们几个都大口喘着粗气。霍付科长是个胖子，远远落在后面，累得已经筋疲力尽，牵骡子的战士回到他的位置，让他拽着骡子尾巴向上爬。翻越山顶之后，尽收眼底的是一条大峡谷，谷底奔腾着一条雪水河，2营的工地在河左岸上方一线铺开，足有十几公里长。
从南侧山脚下翻越过来，我们走了4、5个小时，到达就近施工的4连连部，正赶上吃午饭。连里事前接到通知，已有准备，为我们端上了饭菜，主食是馒头，菜是一盘盐水煮黄豆，一盘凉拌辣椒。我看看一旁蹲着吃饭的战士们，一个班围着一盘黄豆，狼吞虎咽地吃着手里的馒头，看来这盘凉拌辣椒已经是对我们的特殊招待了。“平常就吃这些吗？”我们问。连长说；“这还算不错的,困难的时候，只有苞米糊和酱油拌辣椒面。”连长接着说：“汽车从山外将给养运到南侧山脚下，在北侧施工的2营各连要组织人员下山背回来。有时山外给养运得不及时，我们就会断顿。由于运输的困难，每次新鲜蔬菜都不多，吃几顿就没有了。为了不耽误施工，我们都是坚持白天施工，晚上再下山背给养，每次回来都要到夜里12点左右，第二天还要干活。”
听到这里，我们的筷子都不忍再伸向那盘凉拌辣椒。我们来时那段路爬了4、5个小时，还累得要死，战士们干了一天活，几个小时就要打个来回，还要负重爬山，他们的坚韧精神顿时令我们折服和敬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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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4连出来，不时经过一个个施工现场，有一处叫老虎嘴的地方，悬崖绝壁下就是那条雪水河，在离河面4、50米高的绝壁上，刚刚打通一条只有30厘米宽的小道，是战士们从上百米高的崖顶上用绳子吊下来，用钢钎铁锤打眼，一炮炮炸出来的。我们脊背贴着崖壁，一步挪一步地过了那段令人胆战心惊的小道。
北侧的峡谷海拔高于南侧山下，气温明显要低很多，战士们大都穿着棉衣施工，一路上，看到很多战士的棉衣都破了不少洞，露出点点白色的棉花。路过机枪2连时，连长李晋北就穿着一件露出斑斑棉花的棉衣。这个脸膛红润，高大魁梧的陕北汉子，父亲是老红军。他头戴安全帽，肩扛十字镐，腰里捆了一道草绳，他身后的兵们也像他一般装扮。他和薛干事是同年兵，很熟，用陕西话打趣道：“首长来视察啦，看厄们山北游击队，咋个相？”
当晚我们在营部宿下。夜里下起了小雨，第二天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，雨中部队仍然坚持施工。营长的脸和天空一样阴沉，他对我们说：“山里气候多变，经常下雨，可是工期太紧，下雨也不能停工，施工连队的干部战士们太遭罪了。这里打不到柴火，同志们棉衣湿了，没有柴火烤，只好把湿棉衣垫在身子下面睡觉，用身体的热量烘一烘，第二天半湿不干的又穿上去施工，很多战士腰腿疼。”
在营部，营长和教导员给我们讲起了抗雪灾时的情景
。
6月，山外已是炎热的夏天，可天山深处的气温却还和春天差不多。中旬，先是下了点小雨，接着气温骤降，暴雪不期而至，越下越大，连着下了好几天。开始那两天积雪只有小腿深，以为下下就停了，没想到最后一天简直就是倾缸而泄。由于部队驻地的帐篷都扎设在地势比较平缓的地带，峡谷中的飞雪随着风势，向平缓地带堆积，绵延分散驻扎十几公里的2营5个连队和营部，都被1人多深的积雪围困。即使是一个连队的驻地，班和班之间，排和排之间，连部和各排之间，都无法取得联系。

当时通讯尚未中断，团首长告诉2营，山南遭受暴雨灾害，道路毁损严重，支援部队即使接近山顶，也无法通过积雪的阻隔到达2营。团首长要求2营先行自救，团里会想尽一切办法救援2营。
这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几度。被大雪围困的部队安全遭受了几个方面的威胁：一是驻地上方的雪崩随时都会发生，其实这之前已经发生了几次小的雪崩，有一个班的帐篷被掩埋，牺牲了一名战士，其他人获救。二是许多帐篷被大雪压垮毁损，事前又没有准备御寒的柴火，寒冷在侵袭着干部战士的肌体。三是粮食快要告罄，剩下的粮食即使吃稀的，也只够支撑2、3天。
各个连根据营团的指示都开展了自救行动，首先打通连排班之间的通道，逐步清除驻地的积雪。战士们像挖战壕一样，在一人深的积雪中，挖出了一条条雪壕，使所有的帐篷都联通起来。其次是修复和加固所有的帐篷，并派出专门的哨兵，随时观察驻地上方积雪的动态，以备雪崩发生时能及时撤离。三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拆卸了部分床板，烧火取暖。四是做最坏的打算，尽量节省粮食，争取能多支撑几天。

1天，2天，3天，由于缺乏有效的手段和条件，团里几次救援都无功而返。2营有的连队粮食已经告罄断顿，指战员们顽强地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的煎熬。对2营的危情，师团首长心急如焚，经汇报请示军区和军委，由空军实施空投救援。
5天后，一架空军的小型运输机飞临峡谷上空。由于峡谷间距太窄，当时的气象条件也不太好，飞机只能在峡谷两侧山峰的上方实施空投。当飞机投放救援物资时，底下的2营干部战士都欢呼跳跃起来。但是大部分挂着降落伞的物资却被山谷上方的气流吹到山顶上，有一些甚至吹到山背面去了，只有少数几件落在驻地附近。第二天，飞机冒险降低了空投高度，大部分物资都准确的落到了预定地点。